中国面临的来自下一轮开放的挑战十分巨大，依靠贸易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已经很难，大量储蓄“走出去”投资又不熟悉国外的规则，经贸领域的开放标准无法简单对接美国主导的TPP协定，外交领域又面临周边国家的围攻。 经济学家樊纲今日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开放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新一轮开放既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趋势的应对之策，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发展和内部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樊纲分析，新一轮开放是全面、高层次、对等的开放，是经济、社会、行政、文化等主要领域的同步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步到位的、按着国际较高标准的制度性、规范性开放。 目前，中国的开放以WTO原则为标准，随着WTO规则的逐步边缘化和被超越，中国需要确定新的开放标准和水平。同时，中国的开放标准和水平也不能简单与美国主导的TPP、TTIP的标准对接，否则中国的开放将陷于被动。 樊纲认为，提升新一轮开放标准和水平的重点是推进内部开放即内部改革，内部开放标准和水平决定外部开放标准和水平。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提升开放。 观察当前的经济层面，可以看到，中国正在经历艰难的结构“再平衡”，这一过程可能仍需要3至5年时间。前海观察查阅数据发现，在外部经济的“再平衡”上，外贸顺差增长从2007年的47%下降到了2013年的12.8%，这还包括2013年不少企业利用虚假贸易套利带来的虚增。 樊纲认为，中国外部经济的“再平衡”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国内的“再平衡”需处理过去十年中国两次经济过热(2005年至2007年，2009年至2010年)的后遗症：其一是过剩产能、与银行相关的影子银行的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房地产的结构性问题，其二是过剩的投资。完成“再平衡”尚需时日。 “深港通”早晚会开通 一直以来，综合开发研究院承担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多个研究课题，担任院长的樊纲免不了被问及有关前海合作区、上海自贸区等改革新区的话题，对香港金融业恐前海抢夺中环竞争力的担忧，樊纲称，三十年前香港制造业转移到深圳，香港也有反对声音，认为会造成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好在香港是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企业会自主选择到低成本区域去生产。他指，自己无法给任何一方开药方，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建议，下一轮开放中，深圳及前海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抢占先机：其一是在服务业开放上，除了重视金融，也要重视教育、医疗、卫生的开放，这些领域涉及到的全国性管制会少一点，深圳可在“市场管制的规则如何与世界接轨”上先行先试；第二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开放；第三是开放和引进先进的理念治理城市、管理社区；第四是与资本账户开放相关的行业(比较难的是与全国规制有关系的试验，金融开放、资本流动等，例如在上海自贸区，投资领域某些规则、所有权结构可以变化的话，在上海自贸区里变化了、企业有可能在自贸区外做生意，这就意味着不是一个区内的企业了，而是一个全国的企业了). 被问及“深港通”的消息时，樊纲表示，自己不会去预期它的时间表，但看好不久的将来深圳有机会开展“深港通”，至少第二批会轮到深圳。“上海能做的事，早晚深圳也可以做，沪港通的规则很容易被借鉴运用到”深港通“，未来，自贸区政策被示范推广的速度还是有望加快。”樊纲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