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康德把宗教摆在一边，要以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他被称为“住在科尼斯堡的中国人”，这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读书人即使不信上帝，也会表现高尚的道德行为。 【正文】在西方哲学史上，如果选择两位代表，那么“前有柏拉图，后有康德”，大概最能获得共识。康德有什么特殊之处，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有如“哥白尼的革命”，从日动说改变为地动说。也就是：从前人类认定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现在则须翻转过来，先探索清楚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是怎么回事。在他之前，“理性论”由于主张“人有天生本有的观念”而走向“独断论”，“经验论”则全靠后天经验来构成知识，因而陷于“怀疑论”。康德面对的是空前的挑战，要设法同时化解双方面对的困境，他采取的方法是：先以批判方式研究人类的认知能力。当人类质疑自己所认识的世界是真是假时，上上策是厘清自己的认知能力有何限制。 答案揭晓了，人所能认识的是“现象”，“本体”则是不可知的。自我不可知，世界不可知，上帝不可知。不可知并不等于不存在。若想跨过这一步，就要把焦点转向人的道德行为。康德的学术志在于依序探讨四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其中第二项的答案最有创见。 所谓“我应该做什么”是就人的道德行为而言，“应该”一词涉及了自由与责任。首先要肯定的是：所有的人都有道德的经验。譬如：谁不曾“后悔”过？后悔就是一种道德经验。但是，若是没有“自我”，则无所谓自由；若是不须负责，则自由只是幻想。负责是就行为善恶的后果而言，亦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人的生命到死亡为止，则善恶报应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人的灵魂必须在死后继续存在。那么谁来执行善恶的公平报应？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以上这段推论在寻找道德经验的“先验”根据。 既然人有道德经验，那么当然要问：这种道德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康德提出三大设准，就是：人的自由、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由道德经验的省认，肯定了自我与上帝。他的说法称为“道德形而上学”，就是经由人的道德行为而找出真实的本体。这显然才是真正的革命。 在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宗教文化熏陶下，西方人习惯了“以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你问一个人为何要有道德，他会回答：因为我信上帝，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康德则另辟坦途，把宗教摆在一边，要以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著名的“理性为自己立法”之说。由此推出的伦理学成为义务论。西方伦理学的三大主流是：效益论、义务论与德行论。 譬如，我在自己开设的商店门口，贴上“童叟无欺”的标语。如果我心里想的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如此的作风将带来长期的效益，那么我的立场属于效益论。其次，我之所以贴出“童叟无欺”一语，完全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应该尊重义务，那么我是个义务论者。至于德行论，则是鼓励人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由此培养德行。一般人在考虑“应不应该”时，往往兼顾了上述三种立场，但是哲学家的特色就是要分辨何者为真正正确的观点。 于是，学习康德的义务论者，难免表现出一些不近人情的作法。譬如，我到医院探望一位朋友，我对他说：“我来探望你，是因为你是‘朋友’，而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或者我乐于获得你的感谢。”试问谁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康德为何会有这样的观点？因为他认为：你做一件事，如果牵涉到任何快乐，那么你就可能“为了快乐而做此事”，如此一来不是接近效益论？以致减损了道德价值？ 为此，康德哲学在西方受到不少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对道德的创见，就是：每个人都有理性，也因而都是道德主体，不能被当成手段或工具来利用。说得清楚一些，“你不能仅仅把别人当成手段，而不同时把他当成目的。”这句话让人振奋。人的社会分工合作，也因为互相服务，当我用到别人时，自然会以他为工具来达成我的需求。但是我“同时”也要以他为目的，就是尊重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理性、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 由于康德的道德学说十分特别，他被人称为“住在科尼斯堡的中国人”，这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读书人即使不信上帝，也会表现高尚的道德行为。康德死后，他的墓碑上刻着：“在我头上，是众星之天空；在我心中，是道德的法则。”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自然界的多少，而在于自由界，在于他自由选择道德行为所形成的特殊尊严。 【缀文】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理性，也因而都是道德主体，不能被当成手段或工具来利用。 “你不能仅仅把别人当成手段，而不同时把他当成目的。”这句话让人振奋。 “在我头上，是众星之天空；在我心中，是道德的法则。”康德的墓志铭也像他的哲学一样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