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案例看管理风格 钱锦国 哈佛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工商管理学院，被誉为培养公司总裁的工厂。它创立的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是各国工商界人士梦寐以求的一面金字招牌。 2005年8月，中国一批国有企业的高层主管来到这儿，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上《管理与企业未来》这门课时，根据哈佛最著名的案例教学法，他们拿到的是一份具有测试性质的案例： 请根据下面三家公司的管理现状，判断它们的前途。 公司A：八点钟上班，实行打卡制。迟到或早退一分钟扣五十元；统一着装，必须佩带胸卡；每年有组织地搞一次旅游、两次聚会、三次联欢、四次体育比赛，每个员工每年要提4项合理化建议。 公司B：九点钟上班，但不考勤。每人一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进行布置；走廊的白墙上，信手涂鸦不会有人制止：饮料和水果免费敞开供应；上班时间可以去理发、游泳。 公司C：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有专门的制服，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把自家的狗和孩子带到办公室也可以；上班时间去度假也不扣工资。 教授发完答题卡后说，请根据各自的管理经验作出判断。最后，96％的人认为第一家公司会有更好的前景。 测试完毕，教授宣布了三家公司的真实身份—— 公司A：广东金正电子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是一家集科研、制造为一体的多元化高科技企业。2005年7月，因管理不善，申请破产，生存期9年。 公司B：微软公司。1975年创立，现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和美国最有价值的企业，股票市值2883亿美元。 公司C：Google公司。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的两名学生创立，目前每股股价402美元，上市一年翻了3倍，超越全球媒体巨人时代华纳，直逼百年老牌可口可乐，也是惟一一家能从微软帝国挖走人才的公司。教授宣布完结果之后，开始讲课。 据回国后的主管们回忆说，那堂课什么也没听进去，因为心情被那个案例搅乱了。为什么正规化的管理却让金正公司倒闭了，而看上去几乎是放任型的管理，怎么却成就了两个著名企业？为什么过去的100多年，西方国家同样是靠正规化管理（科学管理思想）、以高度的控制发展了经济、缔造了大工业时代；而进入21世纪后，以IT行业为主的一批知识型企业又以高度的开放型管理同样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果、缔造了知识经济时代？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那些从哈佛回来的主管们在后来翻看了讲义后才受到一些启发：教授在讲《管理与企业未来》的第一章自由是智慧之源时， 其中有这么一段：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富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里无数个人自由活动的副产品。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民众的智慧空前活跃，创新的东西也会被不断推出，财富作为副产品就会像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管理则没有这种功能。管理可以聚拢现有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创造一时的强盛，但会使智慧之源枯竭，为强盛土崩瓦解埋下伏笔，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导向衰亡。 只瞩目科技与财富的繁花，却忽略了它们赖以生长的自由土壤，甚至鄙视、仇视自由，这是其他文化模仿西方文化时屡败屡犯的通病。 教授的讲义告诉我们，管控是智慧的杀手，自由是智慧的土壤。在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组织里，如果管理过度而开放不足，势必会重蹈金正的覆辙。同时，讲义又提示我们，学习西方的管理不能忽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论是哪种管理风格，都需要与其自身的文化相匹配，需要根植于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发挥效用。大家都知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向尊崇个人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又是坚持有规定就一定要遵守的契约人，这使得：一方面各种以控制为主的管理程序可以在企业中畅通无阻地推行；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尊重个人价值，为员工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而中国人一向善于变化，不愿循规蹈矩，奉行的是：“只有合理的，我才会遵守。”管理者如果忽略了东西方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在企业中原封不动地推行西方的管理方法，可能就会碰壁。其实，早在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只是这种主张并没有形成国人的共识并得以很好地执行。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学浪潮中，以全面质量管理、流程再造、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一度为国内企业追捧。而在推行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两难：严格按程序实施，觉得太刻板，太教条，员工阻力很大；放宽政策实施，又觉得做不到位、上不了正轨。这种两难处境最终没有让这些理论在国内企业全面开花结果，像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最后就成了造假运动。曾经有人讲，中国是一个不适合搞工业化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国，民众受农耕文化影响深远，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无法适应高度程序化、规范化工业生产的要求，缺乏按规程、按标准、按纪律作业的基本素养。海尔的张瑞敏曾经这样解读中国人：叫中国人每天擦六遍桌子，他第一天会按规定做，第二天也许就会少擦一遍，第三、第四天也许只会擦3到4遍，最后可能是领导要来检查就擦一遍，领导如果不来也许一遍都不擦。倒是在历史上一直在学习我们的日本，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同样也跑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他们回来后并没有生搬硬套地去运用，而是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进行了变通，以至于在80年代初赶超老美，成为了超级经济大国。后来美国的专家学者跑到日本来做研究，得出结论说日本的经济是儒家资本主义经济。 其实，从管理思想的起源来说，像微软、Google公司那样的管理风格并不是西方企业的独创。早在2500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圣哲老子就已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提出：“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的“贵言”，就是指不轻于发号施令，也就像杰克·韦尔奇所说的：“管理得越少越好。”当管理者给员工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空间，员工在这种氛围下完成了工作、创造了成果，就觉得是自然而为的事情，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片面理解为组织不需要制度、不需要管控，越自由越好。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管理风格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会因管理所面临的不同情况而有不同的选择。 在以物（资本、资源）为本的时代，人也被当物（工具），管理是以各种流程、标准、监控的面目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以智（知识、智慧）为本的时代，管理自然会以自由、开放、关爱的面目出现，企业文化管理、团队管理等理论便随之产生。就当下的企业来说，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所采取的管理风格应当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管理风格应当是控制多于开放，技术密集型、知识型企业，则是开放要多于控制。就同一个企业来说，会因组织结构层次和员工性质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风格。作为操作层面的员工，制度、监控就要强调得多一些；而对于决策层、研发部门的员工来说，就应当给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对于知识性员工来说，思维只有在没有束缚、没有限制的状态下，才会有创造性。没有哪个人在严格监控甚至是管理者的颐指气使下还能开发出优秀的产品、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但是，对于普通劳力型员工来说，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监督控制的情况下，还想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这也是不现实的。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