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南方出现一系列的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罢工潮。预示着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比较全面性的民工荒，并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以后。除短期周期性因素把它放大之外，它背后一个长期变化趋势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过去我们一直所做的判断——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长期趋势，现在可能已经不准确了。唯有涨工资 否则不足以再从农业，从内地吸引足够的劳工，离开农业，从内地背井离乡远赴沿海经济区打工。当然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新一代（80后）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他们渴望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而不只是城市边缘的候鸟 他们渴望更多闲暇，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但这些或不足以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提前的到来。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应该可以延续到2015年，还有四五年的时间，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根源上讲，是中国长期靠货币超发驱动的泡沫经济的恶果开始凸现，其大幅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寿命。道理很简单。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坦率地讲，所谓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取决于企业部门所承受的劳动力成本的边界。随着各地政府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人冀望能够打通这样一种逻辑：工资上涨，劳动者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拿来消费，这样可以刺激需求，企业利润就会改善，企业可以提高定价空间，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这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工资的成本，在企业面临的总成本上升中只是一块，还包括输入型的成本上升，在全球流动性的汪洋大海中，对中国企业构成很强的外部输入型的成本上涨。可以想象身处油价80美金和铜价6000美金的中国制造何等艰难。在国民分配的大格局中，整个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通常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或资本支出意愿减少（如订单转移、工人失业），或通过资本支出提高资本密集程度以替代劳工（近年来珠三角很多企业主机器设备购进大幅提高，反映了这种趋势），无论哪样都将导致就业需求降低，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最终不能提高，对于消费就起不到正向作用。资产泡沫倒逼涨工资的结果，或是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就是所谓经济“滞”的根源。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泡沫破裂的冲击而货币迟迟不敢实质性地收紧，致使成本不断抬升。这两种搭配当然是最不好的经济结果，即形成所谓的“滞胀”——不是讲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而是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渐次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