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智慧、洪秀全的权谋，说到底都是建立于丛林法则上的斗争法则，是人性之恶的体现。我们不能期待市场能完善人性，但却可以期待市场环境的规则改变和组织形态的革新 台湾《联合报》老社长张作锦先生，乃台湾著名“文胆”，忠直敢言，一生以谭嗣同“愿将此身化明月，照君车马渡关河”为自身职志。张作老对湖湘人文素有敬意，屡屡对我言及。作为湖湘子弟，我亦与有荣焉。遂于去年冬天安排作老一访湖南，由吾师孟泽相陪，游访了岳麓书院、郭嵩焘故居、谭嗣同故居等。作老对曾国藩故居心甚向往，但时间太过仓促，未能成行，只能留待下次。曾国藩成就王霸事业，“兼办事之人与传教之人”于一身，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为“千古第一完人”，或许这也是最打动张作老之处。 那次从湘返粤的路上，要经过花都，于是我建议顺道去参观洪秀全故居。洪秀全灭亡，乃拜曾国藩所赐，看看太平天国的祖源之地，或可反向弥补张作老的湖湘之憾。 洪秀全故居系完全重建，当年曾氏在此屠村，人命都不保，更遑论建筑。故居陈列太平天国情事展览，如同所有的“爱国教育基地”一样，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慷慨悲歌”，倒是陈列的一些太平天国类似儿歌般的天父诏旨、檄文宣告等等，与那种“慷慨陈词”显得相映成趣。同行的社会学教授丁学良一语道破：“这不都是些顺口溜吗？” 然而就是这些妇孺皆能传诵的顺口溜，差点要了大清的命。几个落第书生、没读几天书的矿工、山民，正是用这种迥异于庙堂语言的简易句子，鼓捣起了晚清底层百姓的民气，定都天京，也底定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只是惜乎天京事变，天国事业盛极而衰，最终人间“小天堂”化为迷梦。 吾乡大贤曾国藩，近十多年来可谓大热。为官者常常作为枕边物，因为据说毛泽东有云：“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毛公政治上之对手蒋介石，据说也对文正公佩服得五体投地，晚年败逃台湾后，依然是批读不辍。 随经济大潮起落，为商者对曾氏亦心存仰望，虽有谚曰“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但想必是中国政商从来不分家、为商之途得循为政之道的缘故，所以才会有商人“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这样的阅读奇景出现，以至于有类似曾国藩给企业家上管理学的课程问世。 商人们从曾国藩、胡雪岩身上学习为商之道，如TCL李东生就把整本《曾国藩》翻烂；商人们往往对曾国藩公“成功学”孜孜以求，却常常对曾文正公对手洪秀全败亡的原因不求甚解，虽然在中国近二十年来，企业面对失败的风险比迎接成功的到来要多得多。当然，对太平天国的关注，也有冯仑、史玉柱这些发于中国经济草莽、生于中国市场乱世的企业家。冯仑就在《野蛮生长》中说到当年万通六君子分家的事情，意识到经过“座有序，利无别”的“排排坐，分果果”的公司草创阶段后，已经面临到诸侯纷争、号令不从的组织困局问题，一个公司要从非契约型组织进行组织再造，必须避免企业高层“太平天国化”，以此决定“绝不做太平天国。”而相映成趣的是，当年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蒋介石就喊出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口号，所幸中共在长征前期举行了重新确立领导核心的“遵义会议”。虽然后来也面临张国焘分裂、西路军覆灭的情况，但还是保住了革命的精锐元气。 如果把曾国藩视为“成功学”之大成，洪秀全则为“失败学”之代表。如果把太平天国视做一个公司，从组织形态来看，无疑是高度宗教化、军事化的——这样的组织无疑也是最具战斗性的：拥有洪秀全这样“天父次子”、“天兄之弟”的神圣化领袖——董事长，拥有杨秀清、石达开这样身具谋略、百战不殆的军事家——职业经理人，有《天朝田亩制度》这样先进的制度变革，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样优良的股权分配形式，还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样无间的企业文化，更有竞争对手晚清墙倒众人推这样绝佳的外部竞争环境，太平天国公司不可能不成事。但天京事变，兄弟阋于墙，被魅化的领袖不过是一群争权夺利之徒，“公天下”的口号不过是为了领导人能尽占胜利果实，与禁止下层男女婚配的军事化制度设计相对的是顶级高管可拥有每人几十个“王娘”的事实……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最伟大？)的农民战争，不过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最能体现人性之恶的片段而已。 无论商人怎么追捧曾国藩，其实亡太平天国的，是洪杨自身，是那种被中国文化养成的千年人性之恶。假若历史可以重演，倘若不是天国内讧，曾国藩几次自杀即便不成功，也会被皇帝老子罢免，摘去顶上乌纱，甚至摘去项上人头。 其实，喜欢“成功学”的商人读曾国藩等所谓大历史，其表面好像是在学习管理智慧、用人之道，实则更多的是在学管理的权谋和驭人之术——而且，中国的道术、智慧也往往是有毒的，而在太平天国的“失败学”中体现得更为邪恶而已。 吾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年，西方企业家传奇和商业成功案例之类的书籍已多有引进，而近年来以培育商界精英为号召的各大商学院，流行的是讲述中国王朝兴替的故事，听者且众。被市场边缘化的历史学先生们从资治通鉴讲到资史通商，企业家们左手杰克·韦尔奇，右手古代王朝掌故，这对应着我们的环境现实，即丛林法则尚在通行，组织形态的革新尚待完成。——但别忘了，中国已脱离王朝周期性震荡的悖论、规律，商战与革命亦不可同“事”而语。 人性不可能在市场中得到完满，但市场制度性的完善还是有可能的。这或许就是有一天商人不需再读曾国藩或洪秀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