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载平是我国基因工程和分子遗传学的开拓者之一，研制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在国际上首先完成了乙肝病毒(HBV)我国流行株adr亚型的基因组克隆和序列分析。

李载平生前还担任过原国家生物工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中心评审组成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查不知道，网络一搜索，还看到《福州晚报》有这样一则消息：李载平的父母均为福州人，李载平曾祖母的家族“一门四院士”，包括一位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样的一位大科学家去世了，竟然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实在是令人感到惊讶。

刚刚完成李载平院士传记的作家、媒体人潘真，曾与李院士一次次面对面交谈。今天，冰川思想库推送潘真撰写的这篇文章，就向外界展示了一位大科学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潘真说，“采访前做功课才发现，几乎没有一家媒体为这位中国DNA研究的拓荒者做过一篇人物专访。为何对国家贡献这么大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却如此默默无闻？我耿耿于怀，特别是看到某些报纸不顾自身定位，连篇累牍地报道演艺圈。这，成为我写传记的动力。”

去年春天，我应邀为李载平院士写传记。

李载平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基因工程和分子遗传学的开拓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生物工程》 (Biotechnology in China)一书，专门写到李载平之于中国生物工程的不可或缺：“在西方，众所周知，李载平是把分子生物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还促进了国际合作……”

▲《中国生物工程》一书专门写到李载平及其领导的团队

采访前做功课才发现，几乎没有一家媒体为这位中国DNA研究的拓荒者做过一篇人物专访。为何对国家贡献这么大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却如此默默无闻？我耿耿于怀，特别是看到某些报纸不顾自身定位，连篇累牍地报道演艺圈。这，成为我写传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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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主的采访，都在上海的中山医院病房进行。缠绵病榻的李载平，第一眼看去只是比实际年龄显年轻的普通长者；但当他戴上助听器，讲起DNA、乙肝疫苗、人类基因组……这些沉浸其中一辈子的科学研究，他的双眸就慢慢亮泽起来，配上富于磁性的声音，让人恍若身处科学殿堂。

真是隔行如隔山，初次听说ΦX174噬菌体，我都不知怎样记下来。而早在1958年，30岁出头的李载平率课题组专攻分子生物学方向，正是以这种病毒为模型开始实验，由放射生物学机理进入DNA损伤研究的。

那时候，他还只是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二年级的研究生，因业务出挑，被破格提升为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副主任。

在生化所，除了他，主任、副主任都是由老师辈的“海归”担任的。生化所在短短的几年内，引进了酶学专家邹承鲁、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酸代谢专家王德宝、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和微生物生化专家周光宇等一批思想敏锐、年轻有为、崭露头角的科学家。

这些“海归”大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领域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那个时期的生化所被昵称为“小剑桥”。

▲1990年8月3日，李载平在实验室（图/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官网）

当时中国生化界的关注热点，都在蛋白质酶、新陈代谢上；李载平却独辟蹊径，选择放射线对DNA分子损坏机理的研究。他发现了DNA的“隐藏破坏”。由此，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外界环境不断地威胁、破坏DNA，而DNA不断地修复自身，正是这种微观世界不易察觉的过程，保证了生命的延续！

这是中国最初的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是当时最先进的“基因工程”……DNA的损伤和修复，后来成了生物学里的一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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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60年的时光隧道，李载平感念着“小剑桥”对自己的熏陶，特别感念当时的所长王应睐、导师曹天钦对自己的发现、鼓励并给予施展才华的平台。

那样的青春年华，多美啊！我听着回忆，却为年轻科学家的未来担忧。时代洪流滚滚而至，个人无论多么有作为，裹挟之下，终究只是身不由己的一滴水而已。

长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在李载平的年表中，仅寥寥一句：“文革”开始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王芷涯、曹天钦反党集团”骨干分子，接受群众批斗。

单位里，从香港回来的青年才俊备受屈辱后自杀，有同事想不通怎么一夜之间出了这么多“反革命”而想自杀，李载平本人也曾动过自杀的念头……这些，我都是外围采访时听说的。李载平不愿再提起，他甚至建议不要写“文革”。

▲1996年6月17日，李载平在实验室工作（图/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官网）

那些批斗你们的人，不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么？我跟他探讨，为什么普通人会全身心地投入迫害同类的运动？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那么“人性恶”的边界在哪里？蛰伏于人性幽暗地带的恶，是怎样被激发的？名人传记若选择性地忽略灾难，真实性怎么保证？后人又何从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呢？

“都过去了……”他淡淡地说，神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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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一处黑色幽默——1972年，国际科学界的目光被美国的一个重大生物化学新闻吸引：保罗·伯格（Paul Berg，美国化学家、现代遗传工程之父，获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第一次进行了DNA重组，获得含有编码哺乳动物激素的基因菌株。而伯格的中国同行李载平，还在“五七干校”养猪、插秧！

1973年某日，李载平突然接到通知，从上海奉贤农场回研究所报到，国家要派团参加日本化学会年会。泥腿子，这才意外回归科研人员身份。

是的，我们荒废科学研究的那些年，正值国际生物大分子学大发展时期。

1975年，李载平第一次随团赴美，遍访诺贝尔奖得主及最高水平的实验室，参拜世界分子生物学的圣地——冷泉港。他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已经跨入了一个基因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高科技的新时代。

▲1975年，李载平首次赴美，在洛杉矶宾馆留影

基因工程对生物科学的影响太大太大，许许多多前人敢想而难以做到甚至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借助“基因工程”这个“法宝”异想天开都获得了成功。如原来通过基因来调节蛋白质只是一些理论和想象，现在都可以动手做人的胰岛素、人的生长激素了。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和技术的革命。“世界已经发展得这么快了，我们怎么可以还在原地等待呢？”即使过了40多年，讲起当年所受的强刺激，他还是一脸的着急、不甘。

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光阴白白流逝，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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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载平复出工作时50岁出头，作为科学家，正当年富力强。他受命担任生化所新成立的分子遗传研究实验室的主任，步入事业巅峰期。

分子遗传研究实验室草创之际，国际上的基因工程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李载平是中国最早进入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他拟定的众多课题中，最突出的是乙肝病毒研究。因为，乙肝病毒的危害性最深、影响范围也很大；而中国是乙肝大国，这个课题能够造福百姓。

研究基因，需要相应的技术手段。在发达国家，相关的公司应运而生，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新的试剂拿钱去买就是。可中国买不起，科研人员不得不自己做。靠着同事们齐心协力的热情白手起家，李载平领衔的这个独立实验室，几乎占据了生化所的半壁江山。

▲1994年，李载平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

在这个重要平台上，他的团队交出了一份份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单。那些成果，或是国家、上海的重点攻关项目，或赢得国际、国内的重量级奖项及美国、中国的专利，或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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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有评论说，正是李载平高瞻远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及以后所做的许多基础的、开创性的工作，引领了中国分子生物学学科的方向。

这样的一位领军人物，我们圈外人想当然，成为院士不是水到渠成的事么？！

可当我问及评院士的细节，他并不配合，语焉不详不说，还希望别写这一节。

而同事、学生中，不乏为他打抱不平的：凭他个人和所带团队的这么多成果，他早该是院士了。可他就是全心全意埋头于业务，从来不搞政治（人事），不愿意去争名夺利，不愿意像某些人那样为评院士去四处“活动”。以至于申请中科院院士，居然败北。

关键的障碍，当然是人！有的院士，投票的依据不是成果，而是人际关系——你又不是我一条线上的，我凭什么投你票？！成果有什么用？我偏不让你进！也不排斥有人红眼病发作，“羡慕嫉妒恨”引发造谣、诋毁。

无谓的人事纷争，让李载平觉得不值，他心疼时间啊，就不再申请。后来，经领导、同事、朋友的劝说，他才申请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举通过。

▲上海生化与细胞所的院士墙 （图/潘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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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最令我感动的是，“90后”传主直到生命最后几个月，依然是“微信控”，精神好的时候还在关心“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交流的话题，还是统一的生物学、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克隆人的伦理困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中国科技的出路……

一天，从微信公众号上看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PD-1为治疗肿瘤等的新药，他马上想起，以前，FDA一直是依据癌症的发病部位（如肺癌、乳腺癌）来批准治疗方法的。这是第一次，基于肿瘤生物标志物而不是肿瘤原始位置，批准一个新药。

他给我作深入浅出的解释：PD-1是与基因有关的药。从原理上看，人体内有好多不同的基因，有的细胞这个基因不好那个基因不好，现在还不清楚，如果研究清楚了，治疗手段就多了。而今，FDA批准PD-1为治疗肿瘤等的新药，却告诉我们：这个基因不好，得治，这药是抗体，让它作为靶子，跟它结合，治它。“药还可以是这样的！这是医学上一个新的概念的突破！其中有更深的道理，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为抗癌史上这个重要的首次，他欣慰不已。

▲李载平与夫人、儿子们

另一天，谈到身体各种活动都离不开各种基因，他面带成就感十足的微笑，道：“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做的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基因元件的结构功能研究，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我想起来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的众多职务中有一个是——中科院“人类基因组”基础性研究首席专家。

在光线明澈的病房里，这样议题前沿、节奏流畅的交谈，常常使我忘了，我的传主生于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