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年（1937—1947），思想在这里形成，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这里转危为安。思想敏锐，作风朴实，任何来宾或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可能在延河边碰见他，甚至可以预约倾谈。他被称为革命领袖，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1938：《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纲领性文件

面对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做出了抗战中第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他说我们不能“杀蒋”，我们要“逼蒋”抗日。

把比作一头小毛驴，陕北的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在抗日的问题上，就像毛驴上山一样，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就得向老百姓学习，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但是，小毛驴也有缺点，会抬起腿踢人，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

他提出“放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答应后，东北军把延安古城移交给了。

1938年1月，学者梁漱溟到延安拜访。在此之前，他曾3次与国民党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讨论抗战问题，但对抗战仍无信心。和畅谈后，梁漱溟对抗战形势的认识转为乐观。“完全不悲观，他告诉我，日本人不要高兴太早。日本人想吞并中国，是不自量，是妄想。”和梁漱溟谈话的很多内容，就是《论持久战》的观点，当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

1938年5月26日，去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一连讲了好几天，内容就是《论持久战》。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当时在底下听，觉得讲得很透彻，便对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讲讲。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讲稿整理出来。

当时，整个中国的舆论场被“亡国论”或“速胜论”控制着，《论持久战》的横空出世，极其振奋人心。分析，目前日本的工业水平、军队战斗素质等方面都占上风，但首先你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其次你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尽管我们国力弱，但有底子跟你相持，而小国拖不起。

持久战的观点，早就通过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周恩来等渠道，介绍给了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等人。白崇禧等人很是认同。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白崇禧向提出，要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采纳，由白崇禧按照这一作战思路参与指挥武汉会战。

《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给宋庆龄送去一本，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发行，影响很大。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从1938年开始，“《论持久战》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1941：敌后战场最困难的一年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汇来概括的抗日部署，那就是游击战。曾详谈过游击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疲于奔命。”

一批日军中将、少将接连死于游击战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死。对此，日本恼羞成怒。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三任司令多田骏提出一项“囚笼政策”，要让华北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基干，编制出一张密集的交通网，把华北军民困死在网格般的“囚笼”里。

对此，身处华北前线的彭德怀等人打了一场“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在3个半月里，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人，拔除日据点2900多个。

多田骏的“囚笼”破产了，日军气急败坏，派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军令状”是“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和八路军”。他实施了“三光”政策和“扫荡”。八路军总兵力锐减了10万人，根据地人口锐减5000多万。

反思，不能再把战斗宣传成“百团大战”，那样“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自此，游击战变得更加低调、隐蔽了。军队化整为零，融入当地百姓之中，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悄无声息中形成。

这是敌后战场在军事上最困难的一年。在1941年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和延安不仅面临敌军的围剿，还要面临和“友军”的三心二意，动辄背弃统一战线。

从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只打有限战，的压力一松，反共的倾向立即滋长。他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胡宗南率40万大军守在西安，名为抗日，实则防共。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帮他解围后，大大松了一口气，马上调转枪口，对山西的八路军发起进攻……

凡此种种，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1941年，情势陡变。这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两天后突遭国民党军8万多重兵包围攻击。新四军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1月17日，国名党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

忍无可忍，同军委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向各根据地高级将领发出急电：“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美英苏三大国不支持的做法，陷入孤立的蒋立即通过苏联和民主党派传话。1月20日，共产国际给发来电报，称蒋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国民政府和的关系以及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为了继续维持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决定对蒋“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时隔两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又打算下手，他电告，要求“解散”中国。胡宗南还拟定了作战计划，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愤然掀起舆论抗议的高潮。美苏也再次警告蒋，不要在抗日时发动内战。但实际上，胡宗南的大军压境从未改变。

1944：罗期福与互赠礼品

百闻不如一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很多人希望解开这个谜。这个愿望伴随着正面战场越来越令人失望、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越来越大，在1944年达到高潮。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抵达延安。记者们向提出各种问题。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的侃侃而谈令中外记者印象深刻。《纽约时报》记者写道：“在延安，是可以接近的，并且很简朴。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不带警卫。”

当时的记者团被称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们的报道把、延安以及敌后区的真实面貌介绍给世界。

1944年7月22日，一架从重庆飞来的美军运输机降落在延安，他们就是美军观察组。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美国军官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表示不满，想与中共一起抗击日本。这与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对此表示欢迎，甚至愿意配合美军作战。

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有过多次单独对话。谢伟思先后向美军总部发回50多封备忘录和电报。他还向观察组组长建议，美国应着手计划向提供武器和设备。

谢伟思的报告在美国颇具影响力。为感谢对美军观察组给予的支持，罗斯福向中共赠送了一张机密的航线图。则回赠了一张《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告知美军飞行员万一被击落，可以到哪里寻求解放区军民的庇护。

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美军观察组，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都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认可。

1947：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但是，中国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方式上，国共紧张关系达到顶点。8月10日至11日，3次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一向独立自主的拒绝了。

但是，美苏都支持政府全权受降。让何应钦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了一个荒唐的命令：在国军到达之前，日军可以继续拿起枪打共军。面对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仍坚持“不打内战第一枪，但作好打第二枪的充分准备”。其结果是，赢得了受降的荣耀，但赢得了真诚抗日和真诚反内战的声誉。

1946年6月26日，蒋在中原打响了内战第一枪。1947年3月，放弃居住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

最后的结局，那些曾经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已经预感到，“和将众望所归，取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