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2012年12月24日到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一起，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陈昌智说，总书记对民建的历史非常了解，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黄炎培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六十多年前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

　　清朝举人做了革命党

　　光绪四年（1878年），黄炎培生于江苏川沙县，现属上海市。他出生那一天，恰是伯父去世的日子。祖父黄厚余在失子的悲痛中得孙，叹道：“我们家何其不幸，还望生个好孙子吗？”在黄炎培满月时，祖父也离开了人世。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一个没有土地、房产的底层文人，在乡间开私塾谋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家里一没钱，二没背景，所以黄炎培的婚事可是愁坏了家人。对于他的求婚，姑娘家不是回复八字不合，就是直言不嫁穷小子，一连碰了五次壁。结果有一位附贡生王筱云，曾见过黄炎培的文章，知道这个青年日后必有作为，就让女儿王纠思同黄炎培订了婚。1899年，21岁的黄炎培在松江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王筱云老先生大喜之下，就让女儿正式嫁进了黄家。

　　新婚后两年，黄炎培辞去塾师的营生，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那里的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发给每位学生一张选课单，上面有哲学、政治、法律、财政等二三十种课程。黄炎培选学外交，蔡元培就让他读《万国公法》和一些外文资料。到了1902年，江南乡试已改八股为策论，题目中有一道题，要求考生论述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正中黄炎培下怀。他于是从国际法说起，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考上了举人。此后他回到家乡，兴办小学、女学，传播新思想。

　　1903年，黄炎培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给青年们演讲，结果被举报诽谤皇上和皇太后，由上海外国牧师营救，才得以脱险。黄炎培等四人各自捡了一条命，不敢再在国内停留，买了船票东渡日本，直到原先的知县被撤职，才重回上海。

　　黄炎培本来不是革命党，但是被清朝地方政府这么一折腾，就给逼上了梁山。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负责上海工作的蔡元培登门“发展”黄炎培，对他说：“只有集合同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会合起来的，你愿不愿加入？”黄炎培当即回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第二天晚上，在蔡元培主持下，黄炎培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蔡元培去德国留学，同盟会在上海的工作就由黄炎培接手。

　　办职业教育，办成了通缉犯

　　回国后，黄炎培先是与毁家兴学的老朋友杨斯盛一道创办了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不久又当上了江苏咨议局的议员。辛亥革命爆发，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的教育司长。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与原同盟会的关系日趋恶劣。黄炎培在1914年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征召他为教育总长，都被回绝。袁世凯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卸下在政府里的职位，黄炎培一边阅读西方教育学经典，一边到安徽、江西、浙江，乃至美国、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他最后认定：“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为了实践职业教育的理念，改变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的状况，黄炎培又创建了中华职业学校。这所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倡导“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实用教育。

　　从1917年到1927年，在黄炎培的努力下，职业教育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但当北伐军兵临上海时，黄炎培被蒋介石视为“学阀”，成了通缉犯。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带着简单的行囊，匆忙跑到日本占领下的大连避难。黄炎培辞去了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务，在各地游历。1931年，政府对他的通缉令才撤销。

中共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

　　“一·二八事变”期间，黄炎培与史量才、杜月笙合作，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发动各界募集物资、抢救伤员，有力支援了十九路军的抗日。1937年，黄炎培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任国防会议参议员；1938年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

　　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议院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延安的中共领导人，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下，全部到机场迎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第二天，黄炎培等人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黄炎培见会客室的四壁挂着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一瓶茅台，配有自己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幅画是1943年国共关系恶化时，沈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的。在请黄炎培题词时，他想起长征时谣传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当即题了这首诗。黄炎培忽然在这里见到旧作，知道中共是把自己当朋友的。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新房，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客人。黄炎培在宴会上说：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归来发起“拒检运动”

　　在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原配王纠思在1940年过世后，黄炎培在贵阳大学演讲，女学生姚维钧一见倾心，后来两人书信往来百余封。等到姚大学一毕业，就同黄炎培在重庆成婚。黄在婚礼时散发的告亲友书中说，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他们夫妻联手，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

　　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是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读者们对书的内容更为好奇，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

　　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始于1931年。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显示，被禁书刊有2000种以上。这还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的书刊。

　　黄炎培与朋友们即以《延安归来》为契机，发起了一场“拒检运动”。在重庆媒体界的压力下，当年9月30日，《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黄炎培一门七右派

　　国共大规模开战后，黄炎培将责任归咎于国民党，一怒之下辞去参政员，回上海卖字为生。1949年初，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转道香港到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黄炎培。

　　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及民主建国会成立的经过，毛泽东说，民建以民营实业家为主，要以推动民营工作为主要工作。毛泽东给黄炎培吃了一颗“定心丸”：新中国成立后，不会如斯大林那样对民营企业“赶尽杀绝”，而会予以利用和发展。中共建政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70多岁的黄炎培成了政府主要领导，他不肯尸位素餐，不改直言本色。他亲笔给毛泽东写的信有一百多封，毛泽东的回信有六十多封，他们讨论的大都是国事。如1950年，因为之前抑制通货膨胀，随后一度出现市场萧条、商店关门的情况。黄炎培遂将自己的建议，致信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毛泽东收信后，又请黄炎培当面讨论。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建议被中央付诸实施，稳定了经济状况。对于毛泽东的从善如流，黄炎培很是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如愿了。”

　　1949年后最初几年的发展，让黄炎培以为中国走出了“历史周期率”。1951年，黄炎培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说：“对人要和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要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谈，我估计低了，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久长’。”

　　学者朱宗震在《黄炎培日记》中也发现这样一段内容：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表示："三反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

　　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个故事可见他耿直的性格。黄炎培藏着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知道后就借来一阅，约好一个月归还。但只过了一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等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命人把书法用木板夹好，限令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说黄炎培“索帖”的行为是：“不够朋友，够英雄。”

　　正因为黄炎培相信中共，所以敢于平等地与毛泽东交往，直率地发表不同意见。他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致在人大会上被批，毛泽东称黄炎培是“资本家代言人”。黄炎培此后直至1965年12月去世，都再没有说话的机会。如黄万里在诗作《念父生平》的注文中所说的那样，父亲在“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反右时，黄家六个子女和一个女婿都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夫人姚维钧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终于在1968年1月20日服毒自杀。她在绝笔中叮嘱子女们：“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黄家子女后来大都成才，尤其是黄炎培三子黄万里，继承了乃父的铮铮铁骨。

　　（参考资料：黄炎培《八十年来》、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尚丁《黄炎培》、傅国涌《笔底波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