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巫术化”及其后果

在西方，除了文化启蒙之外，还有商业文化的启蒙。很多学者发现，商业的发展，对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权的愚昧时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业使人变得理性，因为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经济分析。人们无需求助于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计和预测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发生了商业革命。但中国的商业革命不但没有使人变得理性，反而使人变得疯狂。

商业一旦产生，就抛掉了所有的道德和价值，GDP主义和货币主义横行，就以货币来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金钱至上货币崇拜的现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一些宗教领域本身的高度商业化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尽管具有一个越来越巨大的经济体，但文化则是虚空的。

显然，中国商人群体里面为数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术”、最相信“巫术”的。底层商人穿金带银，恨不得把所有财富都贴在脸上，穿在身上。中高层就收敛一些。不过，不同商人阶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信“巫术”，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罢了，有去庙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干脆财大气粗把“高人”请到家里来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中西商人尽管都是赚钱，但过程则是相反的。

在西方，经商被认为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赚钱就是一个洗清“原罪”的过程。因此，商人发了财，就要发挥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国似乎相反，经商的过程往往使得经商者具有了“原罪”。尽管也有不少商人学习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数商人根本上只关心自己，对社会毫无关切之感，对穷人没有关怀心。

如果把中国商人的行为，从他们今天所面临环境的角度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处的任何环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学分析，并通过科学方法来解决其问题的。然而，对于当今中国商人来说，环境有时候并非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求助于“巫术”。讽刺的是，“巫术”能让他们“安心”，却依然不能改变和控制环境。更为可悲的是，尽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故事“巫术化”，好像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帮助。

中国的政治人物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政治领域，从理论上讲，党政官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吏治制度的不完善，人们对升迁难以预测。一些干部官员比老百姓更需要“巫术”，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于不同类型的“巫术”活动。早些年发生的“法轮功”运动里面，有多少是党政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呢！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

“巫术”和一些大牌明星走在一起更容易理解，因为两者的特点都是“表现”，都需要听众和观众。在很多情况下，巫术师和明星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说，商人阶层和政治人物对“巫术”的需求主要是内心的，明星和“巫术”走在一起除了能够满足一些大牌明星的内心需求之外，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大众信徒。没有大众信徒这个基础，也就没有“明星”或者“巫术”了。

今天中国的知识领域的文化有没有“巫术化”？答案也是肯定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可以说，最可悲就是知识领域的巫术化。这里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

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外交领域更是如此，人们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无论是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

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式式的“阴谋论”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大多都是“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