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下午，我正驱车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阿斯哈图石林，一路向南，向当晚的住宿地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蛤蟆坝狂奔。

一路上经过据说是中国风光最美的一条公路-达达线，两边满眼的野花、山丘的曲线的确令人目不暇接，非言语可以形容。但在大草原上，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途中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说有篇财新的文章，你上网看一下。

那个时候，车正好行在经乌（经棚-乌兰布统）线上，手机信号处于可以接听电话但无法上网的过渡状态。我就无耻地给老板说，要不你短信我看看？因为我心想，虽然我并不总是那么靠谱，但财新还是相对靠谱的，最起码离谱不到哪里去。

等安顿好住宿，爬上一处山头，热泪盈眶地找到久违的3G信号之后，终于把那篇文章仔细地看了一遍。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真是财新的文章？

从2001年10月，到2011年8月，我在财新传媒及其前世《财经》杂志，待了整整十年。至今，我仍感念这个团队对我的培养，感谢先后带过我的编辑王晓冰、王烁以及张进等人。我也一直相信，这是国内新闻业最具职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一个团队，并以曾经与这样一个团队共事过为荣。

我本来以为，无论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时代和传播的介质如何变，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但遗憾的是，在随后试图通过正常渠道沟通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变了；或许唯一不变的，就是创业公司的弱势地位。

其中，最具争议的一段，截屏如下：

免于求证的自由？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记者在撰写稿件的时候，是否有向当事人求证确认的义务？

根据我有限的新闻常识，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记者不经求证撰写稿件，在客观上是可以理解的：

一种是涉及到迫在眉睫的公众危机，求证过程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比如记者确切知道上游山洪爆发，有目击者电话或者微博、微信提供一手、现场的确切证据，这个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向下游的居民或者游客发出预警。因此，这个时候，可以绕过当地的水文、防汛抗旱以及其它应急部门，先发出消息，然后再求证，不断更新最新的状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旦求证的话，会危及采访者的个人安全。比如做一些深度卧底报道的情况下，如果掌握非常详实、具体的材料，即使未经当事人确认，也可以撰写相关报道。

但问题在于，这篇文章根本不涉及上述两种情况。一篇融资新闻，根本不涉及任何公众危机，除了编辑确定的交稿时间之外，并不存在事实上的紧迫性。而且，也未听说P2P行业有哪家企业的PR以人身安全，威胁过跑口记者；呃，自己被老板威胁倒还有可能。。。

另外一种很弱的免于求证的理由，是记者找不到当事人的联系办法。

这个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就在7月20日，该文作者还在和积木盒子公关部的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另外一个采访。实际上，虽然领投积木盒子C轮的英国天达集团（Investec），的确是A轮投资方银泰资本的LP，但两者在决策上面是完全独立的。

而关于虚假融资的指控，以公开报道的资料为准，则至少涉及人人贷、玖富两家平台。2014年1月，人人友信宣布获得挚信资本1.3亿美元的投资，也是P2P行业最大的单笔融资。2015年4月，玖富创始人兼CEO孙雷宣布获得1.1亿美元的融资。

P2P平台被指虚假融资，甚至真实数额只是个零头，涉及到平台诚信，在互联网金融这个新兴的行业，并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注意到，该文作者在之前，还刚刚报道过人人贷高层变动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我们未在文中看到，曾经向人人贷、玖富求证过。

虽然整个社交网络越来越发达，找到一个人的难度比之前有几何级的降低，但我们十分遗憾地注意到，求证的风气却在不少媒体越来越淡化。同样以财新的报道为例，在7月27日发表的《谁给了汉能融资？》 一文中，同样未向涉及到的爱投资、积木盒子两家平台求证。

反观国外的彭博社（Bloomberg），在6月份对汉能进行报道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和爱投资、积木盒子两家平台联系，寻求正式的意见反馈。

如果财新当时能联系求证的话，就会知道，汉能在积木盒子上融资的三个项目中，已经有一个955万元的项目提前正常还款，目前还剩两个总金额为917万元的项目，而不是三个项目均处于还款期中。有兴趣者可以登录积木盒子的官方网站（www.jimubox.com），在“关于我们”下面的“合作机构”里面，点选“汉能光伏”，随时了解项目情况和还款进展。

被滥用的匿名信息源？

这篇文章的争议性，还不仅于此。

整篇文章长达2300多字，真正具名的信息源只有一个人，而且是通过微信采访的，其它均来自贴着不同标签的匿名信息源。

我们假设这些不同标签代表不同被采访对象，那就是有五处匿名信息源，他们分别是“知情人士”、“一位投资互联网金融VC人士”、“几位熟悉有利网情况的人士”、“接近有利网的人士”以及“接近有利网C轮融资人士”。

具名信息源和匿名信息源，1：5的比例，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属于典型的滥用匿名信息源。

在一个社会化媒体尚且推广实名制的今天，“实名为常态，匿名为例外”应该是一个媒体圈的共识。为了对信息源进行必要的保护，匿名不是不可以用，但一定要有严格的限定，并且有充分的利益冲突说明。

我们注意到，像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严肃媒体，即使在使用具名信息源的时候，往往也会充分地披露利益冲突信息。比如，如果邀请一家VC的人评论某家高科技企业，往往会特地注明该VC是否投资了这家企业，或者这家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样，读者才能更有选择性地采信相关信息。

很遗憾的是，在本文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匿名信息源，以及看不清楚的、或许有的灰幕。

比如文中提到的评论积木盒子C轮融资的知情人士，到底是来自行业内的竞争对手，还是曾投资积木盒子或者竞争对手的VC/PE，还是说完全不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不断变换的匿名信息源表达方式，对于是否存在真实或者潜在的利益冲突，却不著一字。

同样，指控人人贷、玖富们融资金额造假的匿名人士，是否单一投资了本文的主体有利网，或者同时投资了多家有竞争关系的P2P平台？作为普通读者，也毫不知情。

我们一直以为，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在推动信息的透明化、负责任的言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也期待对于匿名信息源的引用，能够更加规范和透明。这不仅是对社会更加负责的态度，同时也有利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建立。

预设立场猜想

我们来猜想一下，明明有便利的沟通方式，记者却不肯和当事人求证和确认，或许有一种可能性，来自预设立场。

我知道，有太多的媒体，非常抗拒预设立场这个词汇，坚持认为自己所传播的是一种客观、平衡、专业的信息。

就我个人的看法，预设立场本身是个中性词汇，只是一种头脑里先天固有的或者后天形成的倾向性而已。它并不必然会导致严重失衡的后果，只要规则足够透明，并且有充分的制约。人们越是意识到、承认这种内在的倾向性，反而越有动力去制约它，并且主动去消除、补偿这种偏差。

预设立场的产生，也非常复杂。有很个人的因素，比如你天然就喜欢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有价值观的因素，尤其是在集体中，这种倾向会互相强化，最终形成潜意识中的共识。

此外，还有更有力的预设立场驱动，来自经济利益。比如通过在传统媒体投放广告、赞助活动等等，都可能直接或者潜移默化形成这一点。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短期利益的过分追逐，导致经营和内容部门之间传统的防火墙不断软化或者变形，甚至出现管涌，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鲜见。

当然，我们相信财新传媒的职业操守和内在规范，应可最大限度避免这类经济驱动预设立场情况的出现。

但预设立场的可能性本身，并不会因此消失。有些媒体天然推崇精英主义，有些媒体则天然对草根有亲近感；既可能和创始人的个人履历、世界观有关，也有可能和它产生的、演化的时代背景有关。而且，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媒体调性，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

如果编辑或者记者，先入为主为文章设定一个主题，就会有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当其意识到，求证过程可能会动摇已有的分析框架，自己又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去驾驭新的变化的时候，往往会采取逃避的态度。

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对于速度的追求，可能人为地加强这种趋势；因为预设立场能够简化整个流程，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出效率。但其背后牺牲的，却往往是文章的平衡和客观性；而且，尤其对尚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的记者或者编辑来说，被人故意放出“诱饵”钓鱼的可能性也会急剧放大。

最为极端的情况，甚至会鼓励记者虚构出并不存在的匿名信息源，来佐证自身逻辑的合理性。这也是使用匿名信息源，要格外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如果有知情人士说宇宙第一大行工行虚假融资，我们假想一下，记者几乎100%会去求证。那为什么一涉及到规模较小的创业型企业或者说新兴企业，往往在执行中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认为小企业影响有限，反正也上不了头条或者封面，就在新闻操作过程中妥协的话，那么最终受伤的，只能是整个社会。

没有谁应该被随随便便地妥协，或者牺牲。要知道，很多所谓的创业企业的体量，虽然还无法和500强们相提并论，但无论是人数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报道它的媒体本身。

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应该承担过多的偏见。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学会去真正了解一个行业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轻率地给一个行业下定论，甚至判死刑。

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自诞生以来，既承载了巨大的希望，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这些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媒体都能公正地对待这个行业，公正地对待这个行业所有的从业者。

媒体当然拥有监督和评论的自由，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但绝大多数创业企业毕竟不是公权力，不是花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资金或来自自有储蓄或来自风险投资，都应该拥有探索不同的商业模式，甚至在合法范围内不同程度犯错误的自由。

对于强调专业性的媒体来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过分追求所谓的专业性，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没错，在现有的数千家P2P平台中，的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如果因此，就把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和草台班子简单地划上等号，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很多创业企业核心团队的专业性，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金融机构。

更何况，回顾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和企业成长历程，专业性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当TCL的李东生1992年杀入彩电市场的时候，其所拥有的技术人才数量，也许远远比不上当时的国有地方彩电厂商；当吉利的李书福1997年决定进军汽车领域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被认为是最专业的。

但最终，市场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以最残酷但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我们既然要尊重市场，就要学会尊重市场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宽容所有参与主体的不完美性。因为就连媒体本身，也都不是完美的。

2014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CBD地区金地中心25楼一个狭小的办公室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积木盒子的创始人兼CEO董骏，以及联合创始人魏伟。那时候，整个平台还不足百人规模，当时具体谈了什么，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只是现场满标的欢呼声，有点凌乱但又生机勃勃的办公环境，以及那种久违的创业气氛，打动了我。

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2001年的夏天，当我第一次走进朝外大街泛利大厦那间办公室的时候，是当时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王烁面试了我。坦白地讲，整个面试过程，我一点也没有自信，自己甚至觉得有点糟糕；正当我有点心虚，不确认到底有没有机会进笔试环节的时候，王烁突然问：“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上班？”。

我得承认，当你觉得你有机会见证，甚至参与一段历史的时候，那种虚荣心会激励着你，甚至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当然，对于一个人来说，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也许能在过去和现在，以及不确定的未来，建立起某种关联性。但即使没有那么幸运，只要我们真诚地面对生活，不忘当初为什么出发，不管结局如何，人生也都不算彻头彻尾的虚度。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