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威尔第教我确立目标和愿景

那时我一周去看一次歌剧。汉堡歌剧院当时是（现在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歌剧院之一。我那时很穷，因为学徒是没有薪水的，但好在大学生可以免费看歌剧。我们只要在演出开始前的一个小时赶到那里。在演出开始前的10分钟，那些便宜的座位如果还没有卖完，就会免费提供给大学生。

有一天晚上，我去听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收笔之作——他在1893年创作的《福斯塔夫》。该剧如今已成威尔第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但那时很少上演，因为歌手和观众都认为它的难度太大。我完全被它征服了。我在孩提时期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那个时代的维也纳是一个音乐之都。我听过的歌剧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作品。那天晚上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让我永生难忘。

我后来做了一些研究，非常惊讶地发现，这部洋溢着欢乐、对生命的热情和无限活力的歌剧，居然出自一位80高龄的老人之手！在当时年仅18岁的我看来，80岁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年纪，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认识年纪那么大的人，那时人们的普遍寿命也就是50岁上下。

后来，我读到威尔第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及，人们问他身为一个著名人物，并被誉为19世纪最顶尖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不辞劳苦再写一部歌剧，而且是一部难度极大的歌剧。

“我作为一名音乐家，毕生都在追求完美，可完美总是躲着我。我觉得自己完全有义务再试一次。”他写道。

这段话让我没齿不忘——它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威尔第在我那个年纪，也就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作曲者。我在那个年纪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靠出口棉纺织品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

18岁的我，幼稚得不能再幼稚，天真得不能再天真，直到15年之后，到了33岁左右，我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事情，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地方。但是，我当时下定决心，无论我的毕生事业是什么，威尔第的话都将成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我能长寿，我将永不放弃。同时，我还会追求完美，尽管我非常清楚，完美总会躲着我。

02 菲迪亚斯的教诲，“神看得见它们”

差不多同一时间，也是在汉堡做学徒的期间，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它让我进一步明了“完美”的含义。

那是一个关于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菲迪亚斯的故事。公元前440年，他受命创作一组神像——历经2400年的风雨，如今它们依然矗立在雅典城帕台农神庙的屋顶上，它们被誉为西方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创作完成之后，它们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可雅典城的司库在接到菲迪亚斯的账单之后，却拒绝按单付款。

他说：“这些神像立在神庙屋顶上，而神庙盖在雅典最高的山上。大家只能看到神像的前面，可你是按四周都雕刻收费的。也就是说，神像的背面谁也看不见，可是你却收了钱。”

“你错了，”菲迪亚斯驳斥说，“众神看得见它们。”

我还记得，我是在看完《福斯塔夫》不久后读到这个故事的。它深深打动了我，并从此信守这条原则。我做过许多希望神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我始终认为哪怕只有“神”注意得到，我们也必须追求完美。

无论何时有人问我认为自己写的哪一本书最好，我都会笑着回答：“下一本。”我那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一如威尔第说自己在80岁高龄仍坚持创作，追求自己终生求索而始终未得的完美。

尽管我现在比创作《福斯塔夫》时的威尔第年长，但我仍然在思考，并正在写两本新书，而且希望它们比我过去写的任何一本都更好，更重要，更接近完美。

03 当记者时下的决心，持续学习

几年后，我搬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最先，我在一家经纪公司做学徒。后来，纽约股市于1929年10月崩盘，我所在的经纪公司也随之破产，在我20岁生日那天，我被法兰克福最大的报社录用，成为一名财经和外交事务记者。我在当地大学的法学院注了册，因为大学生转学在那时的欧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那时仍然对法律不感兴趣，但是我始终记得威尔第和菲迪亚斯给我的教诲。记者要涉及的话题很多，因此我认为自己必须了解许多领域，那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记者。

供职的那家报社下午出版。我们早上6点开始工作，下午2：15出版，于是我迫使自己在下午和晚上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社会和法律机构的历史、普通史、金融，等等。就这样，我慢慢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习惯，每隔三四年我就会选择一个新的领域，例如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艺术、经济学，等等。三年的学习当然不足以让我掌握一个领域，但足以让我对它有所了解。因此，在60多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学习，每次学习一个领域。

这不仅让我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学科、新的途径和新的方法——我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它们的假设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

04 主编的教诲，回顾

使我的思维保持活跃、知识不断增长的另一个习惯，是该报主编、欧洲一位著名报人给我的教诲。

那家报社的编辑都很年轻，我在22岁那年成为三名助理总编辑之一。我得到提拔，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出色。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一流的日报记者。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本该出任这些职位的人，也就是35岁左右的人，在欧洲很难找到，因为他们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于是，即便是一些位高权重的职务，也只好由我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晚期，我在太平洋战争结束10年后去日本，在那里发现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50岁左右的报纸主编不辞劳苦地培训和磨砺他的年轻下属。他每周都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谈话，讨论我们的工作。每年在新年到来之初以及在暑假于6月开始之时，我们会把星期六下午和整个星期天的时间用来讨论此前6个月的工作。

主编总是从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开始，然后讨论我们努力想要做好但又没有做好的事情，接下来再讨论我们努力不够的事情，最后严厉地批评我们做得很糟糕或者本该做却又没有做的事情。

在讨论会的最后两个小时内，我们会制定接下来6个月的工作：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应该提高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主编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后递交自己在接下来6个月内的工作和学习计划。

我非常喜欢这些讨论会，但是一离开那家报纸便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将近10年后，我已身在美国，我又想起了这些讨论会。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我已成为一名资深教授，开始了自己的咨询生涯，并且开始出版一些重要的著作。这时，我想起了法兰克福那位日报主编教给我的东西。

自此之后，我每个暑假都会留出两个星期的时间，用来回顾前一年所做的工作，包括我做得还不错，但本来可以或者应该做得更好的事情开始，我做得不好的事情，以及我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另外，我还会利用这段时间确定自己在咨询、写作和教学方面的优先事务。

我从来没有严格完成自己每年8月制定的计划，但是这种做法迫使我遵守威尔第“追求完美”的训谕，尽管直到现在完美仍然“总是躲着我”。

05 高级合伙人的教诲，履新之后必须做的事情

几年之后，我再次经历了一件富有教益的事情。

1933年，我从德国的法兰克福移居到英国伦敦，先是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员，一年之后去了一家快速发展的私人银行，担任该行的经济学家，同时兼任三名高级合伙人的执行秘书。这三名高级合伙人，一名是70多岁的公司创始人，另外两名都是三十五六岁。

起初，我只是跟后面这两名合伙人接触，大约3个月后，公司创始人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说道：“你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也还是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简直是愚蠢到了极点。”由于那两位年轻的合伙人每天都把我夸上了天，因此我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他说：“我知道，你在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你做的是证券分析，就会让你待在原来那个地方。你现在成了合伙人的执行秘书，可是做的还是证券分析。你想想看，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在这个新岗位上取得成效呢？”

我当时非常生气，但还是意识到他说得对。于是，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和工作内容。打那以后，我每换一个新岗位，都会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在这个新岗位上，我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取得成效呢？”每次要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我做咨询顾问60年，给许多国家的许多组织提供过服务。我在所有组织中见过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浪费，便是提拔不成功。许多能干的人被提拔到新的岗位上，但真正成功的人不多，有不少人更是彻底的失败，更多的人既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成了平庸之辈。

一个在10年甚至15年间都很称职的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不胜任工作呢？我所见过的事例，几乎都犯了我70年前在伦敦那家银行里所犯的错误——他们走上了新的岗位，做的却仍然是在老岗位上让他们得到提拔的那些事情。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不能胜任工作，而是因为做的事情是错的。

06 耶稣会和卡尔文教派的教诲，记下来

又过了一些年月，1945年前后，我选择欧洲现代史的早期，特别是15世纪、16世纪作为自己为期三年的学习领域（我已于1937年从英国移居到美国）。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两个组织在欧洲成了两股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它们分别是在南部天主教地区的耶稣会和在北部新教地区的卡尔文教派。这两个组织的成功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都是创建于1536年（独立创建），都是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同一种学习方法。

按照规定，每当耶稣会神父或者卡尔文教派牧师做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例如做出一个重要决策，都应该把自己预期的结果记下来，在9个月之后再用实际结果进行对照。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好，自己的长处是什么；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学习的，有哪些习惯是必须改变的；哪些事情是自己没有天赋的，因此做不好。

我自己也使用这种方法，至今已经坚持50年。它能帮助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人们了解自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它还能揭示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及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改进。最后，它还能揭示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做，因此根本不应该去尝试做的事情是什么。了解自己的长处以及如何强化这些长处，并且了解自己不能做的是什么事情——它们便是持续学习的关键所在。

07 熊彼特的教诲，想要留下怎样的名声

这是我要讲的关于个人发展的最后一段经历。

1949年圣诞节，我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管理课程之后不久，我父亲从加利福尼亚前来看望我们，那一年他73岁，退休已有一些年月。新年刚过，也就是1950年的1月3日，父亲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那时已经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虽然已经66岁，但仍在哈佛大学传道授业，并且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活跃在学术圈内。

1902年，我年轻的父亲在奥地利财政部担任公务员，但也在大学兼职，教一些经济学课程，于是认识了熊彼特。熊彼特当年还只有19岁，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他和我父亲性格完全不同。他态度浮华、狂妄自大、粗暴无礼、爱慕虚荣，而我父亲性情温和、彬彬有礼、谦卑有加。可是，他俩却一见如故，友谊历久弥坚。到1949年，熊彼特已与当初判若两人。年近七旬，执教于哈佛大学的他，名声已至顶峰。

两位老人在一起尽情回忆往事，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他俩都在奥地利长大，都在奥地利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都到了美国——熊彼特是在1932年来的，我父亲迟他4年。

突然，我父亲笑出声来，问熊彼特：“约瑟夫，你现在还在想要留下怎样的名声这个问题吗？”熊彼特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也跟着笑了。

熊彼特在自己两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之后，曾经说过一段广为人知的话。

他说，自己最想留下的名声是“欧洲最伟大的情圣和欧洲最伟大的骑师——也许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时他还只有30岁左右。

他回答我父亲说：“是啊，这个问题现在对我也还是很重要，不过答案不一样了。我现在想留下的名声是一位培养出六七名一流经济学家的教师。”

他肯定是看到我父亲那吃惊的表情，因为他接着说道：“你知道，阿道夫，我已经到了一个知道光是靠书和理论留名远远不够的年纪。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他就什么也没能改变。”

我父亲去探望熊彼特的一个原因，是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五天后，他撒手人寰。

他们这段对话我永生难忘。我从中学到三件事情。

第一，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到底想留下一个怎样的名声。

第二，答案会随年岁增长而改变，它会随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改变。

第三，只有改变了别人生活的东西才是值得纪念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这些故事，原因只有一个——我所了解的长年保持成效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学者，也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一流的医生，也不管是教师还是艺术家，都曾获得一些与我非常相似的教益。我无论是跟谁合作，我迟早都会设法找出对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什么因素。

来源：德鲁克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