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国学院聘有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位大师，学术造诣博大精深，而且还工于对联。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更是耐人寻味。

   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并写挽联道：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反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其死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的悲剧；下联颂康之功绩，称其逝世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1922年，与王国维交情甚厚的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沈曾植去世，王国维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既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忧和兔死狐悲之情。果然，不出数年，51岁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

   王国维的死，引起了陈寅恪的无限悲伤，他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被誉为挽联中之最佳作。

   在撰写对联方面，赵元任也常有惊人之笔。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黄，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若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上联中的“双黄”是指刘半农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为引起争论，在《新青年》上与钱玄同一起上演的“双黄”：钱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发表，然后由刘半农逐一进行批驳，从而引起了反响。而下联中“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老友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